王剑“中华民国台湾”是新版“台独”论调

自2016年5月20日民进党重新上台以来,拒不接受“九二共识”,持续推动“台独”分裂活动,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造成严峻挑战。为给“台独”分裂活动提供法理支撑和扩大民意支持,民进党当局精心设计出“中华民国台湾”论述。事实上,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台独”论述,又对岛内民众具有很强的迷惑性。为有效应对“台独”挑战,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我们必须揭穿“中华民国台湾”论述的实质与危害。

从“建立‘台湾共和国’”到“‘中华民国’是台湾”

小商户的现金流亟待解决,民营金融机构的数字信贷平台,成为目前市场管控下最有效的方法。

码商用户使用支付宝二维码收款,通过流水画出信用画像,蚂蚁金服的大数据风控系统给出对应的贷款额度和利率,网商银行据此发放信用贷款,整个流程在线完成。

个体经营户和中小企业的最大不同在于,脆弱性更明显。大企业有更好的资源、更强的抵抗风险能力,一旦遭受冲击会有损失,但能生存。冲击消失之后也有更强的能力恢复经营活动,尽快回归正轨。

对于有固定营业场所的个体户,其最大的成本往往就是店铺租金,可以通过政策鼓励沿街商铺、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等物业公司、房地产企业、商场等机构对微型商户减免租金、摊位费、房租、管理费等费用进行减负,对早期恢复经营的商户,也可以在农副产品的采购、运输环节考虑提供补贴……

个体商户最主要的困难是现金流断裂。一方面,业务大幅减少甚至完全停止;但另一方面,很多支出没有减少,人工、租金、利息的开支仍要支付。小商户资金储备本就较少,往往在疫情冲击下支不抵债。

个体户以往通常指在国家相关机构完善登记的个体工商户,但在数字经济下,越来越多没官方统计难以覆盖,却又无处不在的沿街商铺和流动商贩被纳入其中,如烤红薯铺、煎饼摊。

从这个角度来说,持续利用数字技术对个体户进行关注和援助是非常必要的。

2016年5月民进党重新上台后,拒不接受“九二共识”,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并在两岸论述和称谓上大做文章。早在2016年5月26日,时任民进党当局行政部门负责人林全向立法机构提交的施政方针初稿中,曾三度使用“中华民国台湾”称谓。2018年以来,蔡英文也在多个公开场合将“中华民国台湾”与“中华民国”、“台湾”等混用。

蚂蚁金服透露,疫情期间的小商户信贷申请量比往常增加了很多。这表明了小商户们信贷需求的急迫性,也说明民营金融机构成为缓解其现金流危机重要且有效的方法。

小商户们要么在冲击过程中终止经营活动,之后艰难恢复或者直接死掉,这时会带来相关的就业问题。而这一部分群体难以归入官方统计,实际所受到的损失会更惨重。

其二,“中华民国台湾”与李登辉的“两国论”、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是一脉相承的。蔡英文继承了李、扁当局“中华民国台湾化”的“台独”路线,进一步完成了“中华民国”台湾化的改造,在更大范围和程度上实现“中华民国”与“台湾”的“合体”。不过,与李、扁时期的“显性台独”相比,蔡当局的“隐性台独”更具隐蔽性,往往打着“维持现状”的旗号,给人以假象,具有相当的迷惑性、欺骗性。

尽管民进党杜撰出“台湾是一个叫作中华民国的主权独立国家”“台湾是中华民国”的说辞,但他们心里很清楚,“中华民国”与“台湾共和国”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法理区别,单凭几段论述很难弥合二者的裂隙。于是,民进党进一步炮制出“要使台湾成为‘正常国家’”的说辞。2007年,为配合陈水扁的激进“法理台独”路线,民进党全代会又抛出“正常国家决议文”,提出“虽然台湾已经独立”,但却是一个“国际关系不正常”“宪政体制不正常”“国家认同不正常”的“非正常国家”,只有改变这些“不正常”,才能使台湾成为真正的“正常国家”,因此要早日“正名”(确定“新国号”)、“制宪”(制定“新宪法”)、修改疆界范围,并且要“入联”(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由此可见,民进党使用“中华民国”的称呼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最终目标仍是建立“台湾共和国”。

或许是今年1月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连任成功给民进党当局带来了“过剩信心”,或许是蓄意借外媒将其加速推进“台独”的意图昭告世人,蔡英文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时表示:“我们没有宣布独立的必要,因为我们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称自己是‘中华民国台湾’”。蔡英文此番言论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仅遭到大陆的强烈反对,也遭到岛内不少人士的批评。

为清晰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将蔡英文当局的“中华民国台湾”论述放置于民进党成立以来的两岸政策路线演化过程中考察。

蚂蚁金服不久前的数据表明,在两万多户小微商户中,有超过80%的商户有资金短缺的困难。而这里面,超70%的商户可以通过融资活下去。

作为中国商业体系的最底层,个体户融资比想象中难得多。小商户们基本不在传统金融机构的服务范围内。

个体户研究组发现,数字金融对于年龄较大的中老年商户的救助效果更为明显。线上操作流程简单便捷,使这些年龄较大的商户主们凭着二维码就能被纳入帮扶范围。

从长远看,信贷融资只是一时的应急办法,小商户们重获生机,当务之急是尽快恢复商业秩序的同时,降低营运成本。

国有金融机构难以援助个体户的难点还在于,很多金融机构不是缺钱,而是缺乏对应的商户信息和风控手段。也就是说,总是给优质资产放贷的银行,没有适配小商户的信贷风控。“这也是为什么普惠金融做了将近20年,一直举步维艰的原因。”黄益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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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个别中小微企业,而是一大批因为受到疫情冲击突然产生生存危机,而且并不是因为资不挡债最后倒闭,而是现金流的断裂。”黄益平担心的是,这些经济逐渐恢复后可以活下来的企业,如果没有现金流,可能有一批会倒在黎明之前。

“一般减税的财政政策很难覆盖到这些个体经营户,因为他们税收政策和工商企业有很大区别。”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王靖一认为,恢复商业秩序的同时,降低个体户的经营成本尤为关键。

《河南日报》2月6日报道,河南省首单“疫情防控专项再贷款”信贷给了双汇,一年期3亿元贷款,利率3.15%。据新金融琅琊榜报道,双汇2019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总收入419.94亿元,净利润39.43亿元,抗疫专项贷款资金给了并不缺钱的肉类加工巨头,引起巨大争议。

此前1月31日,央行下发通知,专门安排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支持金融机构向疫情防控重点企业提供优惠利率贷款,利率不能高于3.15%。

现在,这些维系生活的毛细血管,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其更大意义在于,通过科技平台数据的长尾效应,大规模的小商户可以迅速得到贷款。

尽管海峡两岸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法理和事实从未改变,也不可能改变。大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活动,绝不允许台湾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台独”手法再“高超”,最终也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作者为涉台学者)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近日推出中国个体经营户研究报告,估算的结果是,全国2018年个体经营户总量约为9776.4万户。而疫情之下,个体小商户们遭到了重创,仅湖北省,商户数量下降60%,交易额下降70%。

2月25日,网商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过去一个月,取用过贷款的小店,相比节前日常水平,最近7天的单日流水增长达46%。疫情期间,网商银行已经为各地的小商户发放了250亿的免息贷款。

众所周知,民进党1986年成立后不久,便走上了谋求“台独”的道路。因为秉持“台独”立场,民进党一直否认一个中国原则。但为了缓解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也为了适应选举需要,民进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杜撰出所谓“台湾事实上已经独立”的说辞,进而在1999年5月的民进党全代会上通过了“台湾前途决议文”,宣称“台湾是一主权独立国家”,并第一次将台湾与“中华民国”画上等号,称“台湾,固然依目前宪法称为中华民国,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套说辞的实质为台湾是一个暂时“国号”叫“中华民国”的“国家”,即借“中华民国”的名义称“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为此,有人称之为“借壳上市”。

“应该考虑对特殊群体的贷款,在政策审批和政策条件上有所倾斜,让数字金融覆盖到更多需要的用户。”黄益平认为,既要完善金融机构与个体经营户之间的渠道,又要让金融机构敢于把钱发放给个体户。

北大个体户研究组的估算结果,全国2018年个体经营户总数比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得到的官方口径高出 54.8%。按该次普查得到的个体经营户带动劳动力的平均系数推算,参与个体经营的人约有2.3 亿,平均每天产生交易约 2.3 亿笔,全年营业额达13.1万亿元,约占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三分之一。

尽管目前蚂蚁金服等数字金融机构,利用移动支付解决了获客难、风控难的问题,但民营数字金融机构往往缺乏资金,在帮扶小微企业上,其资金规模与国有商业银行难以相提并论,起到的作用也有限。

在中国,小商户想要拿到商业银行的贷款非常困难。银行使用的传统风控方式,一般情况下需要三样物品:抵押资产、财务数据、政府担保。贷款需要抵押物,而个体户往往拿不出能够抵押的贵重资产。就算有抵押物,拿到政府担保的难度也可想而知。

其三,蔡英文当局提出“中华民国台湾”,并不表明民进党永久接受“中华民国”,只是基于“台独”策略考量暂时接受而已。一旦未来时机成熟,其势必会推动“正名制宪”,建立所谓“台湾共和国”。由此可见,“中华民国台湾”貌似蔡英文号称的“台湾共识”,实则为狡猾的“台独共识”,无非是借“中华民国”之名,行“台湾独立”之实。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华民国台湾”是精致装裱的“台独”论述。

“现在国务院分配新的资金能不能到企业的手上,我觉得还是需要做一些努力,鼓励很多传统银行,尽量把这些资金直接推送到离小微企业最近的金融机构,比如让农商行成为这一波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的重点。”黄益平觉得,最有效的办法,是将资金直接送到离个体经营者最近的金融机构。

可现实是,我国商业银行贷款资质的门槛限制下,即使有对应的政策释放,小微企业也很难拿到贷款。

其一,将“中华民国台湾”与“中国”并称,凸显“一边一国”的立场。这一对应性称谓的意涵是,“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国就是大陆,大陆就是中国”,偷梁换柱,进而将“中国”与“中华民国”并列起来。本质意涵是将两岸定位为“一边一国”,即一边是中国,另一边是“中华民国”。

这些不可谓不重要的商户们有其特点,一是个体体量小,但人数总量大;二是没有固定工资,因此成为受疫情冲击损害最大的一部分。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教授表示:“受到疫情的冲击,中小企业的普遍困难很可能会演变成系统性风险。”

民进党当局强化“中华民国台湾”论述,实质上是要从地理和法理上切割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是新版的“台独”论述,性质十分恶劣。

谁来拯救线下个体小商户们呢?

在疫情之下,个体商户陷入生存困境,而数字金融平台,凭借经营中获得的海量数据积累与用户画像,可以精准放贷。

其四,蔡英文在诸多场合将“中华民国台湾”作为“国家称谓”来使用,依照台湾地区现行规定,这一更改需要经过一套严格的、高门槛的法定程序,在未经法定变更程序的情况下,“中华民国台湾”从何而来?其“法源”与“正当性”何在?必须指出的是,“国号+地名=新国号”,实乃蔡英文当局的一大“发明”。从全世界的宪政实践看,从来没有类似先例。不过,蔡英文当局对此心知肚明,其故意混淆概念、浑水摸鱼,最终和唯一的目的无非是在“中华民国”的名义下偷渡“台独”。

从“‘中华民国’是台湾”到“‘中华民国’台湾”

例如此次使用的“码商”作为基础性数据来源,其定位和服务对象与个体经营户高度重合。用户基本上是用个人的名义注册,营业额普遍不高,99%的商户通过支付宝收款的年营业额在40万元之下,与个体户的规模基本一致。

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的数据,一家个体户可带动2.37个人就业。全国个体户总共吸纳了约2.3亿人就业,占全国就业总人口的28.8%。即使不从就业稳定性考虑,疫期店铺关门的不便性也足够让人们意识到街边小店的重要性。

此后,民进党进一步将台湾与“中华民国”绑定,不但企图拿“中华民国”“借壳上市”,而且力图改变“中华民国”的内涵。2004年10月10日,陈水扁在“双十讲话”中说“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2005年8月2日,陈水扁抛出“中华民国四阶段论”,即1912年至1949年是“中华民国在大陆”,1949年至1988年蒋经国去世是“中华民国到台湾”,1988年至2000年5月李登辉下台是“中华民国在台湾”,2000年民进党上台后是“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中华民国”一词由此变成“台独”势力分裂国家的工具和抵制一个中国原则的盾牌。

个体户报告显示,受疫情影响,在正月初七后的两个星期时间内,全国活跃的个体经营户减少了 40.4%,营业额降低了 52.4%。根据个体户总数推算,疫情使得这两周内的活跃商户量减少约 3949.7 万户,减少营业额约2640亿元。

例如网商银行、微众银行、新网银行等互联网银行,其效率远高于传统商业银行,员工两千多,放贷规模为千亿级。而一家商业银行,员工数十万,服务态度和放款速度都难言满意。

黄益平透露,去年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清算银行做了研究,比较大数据风控模型与传统的风控模型,到底哪一个更可靠?结果发现,用机器学习方法获得的模型,违约类预测准确度远超传统商业银行。

“中华民国台湾”是刻意包装的“台独”论述

传统的工商数据,依靠注册和缴税来统计商户数量和流水,覆盖面不全,对商户的经营状况也极为模糊。移动支付的发展,使得数字金融机构能够直接连接商户,弥补官方数据上商户数量和经营情况上的不足。

大数据风控模型是用实时交易数据和行为特征替代抵押资产做风控,数据更及时、更稳定,呈现的效果也更好。基于大数据风控系统的数字金融,不用实物质押,不用面对面交流,每个商户可通过虚拟的信用画像获得贷款额度。

纵然如此,蔡英文当局非但没有鸣锣收兵之意,反而变本加厉强化相关论述。宣称“‘中华民国台湾’是国际社会不可或缺的一员”,突出其“主权国家”意涵。台湾地区“准副领导人”赖清德在两度接受采访时声称:“1911年创立的那个‘中华民国’已经不存在,经过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华民国’已经在台湾新生。”有学者认为,赖清德所谓的“新生”实则指“蜕变”:蜕变的第一层政治皮肤是1949年后,只有台澎金马的“中华民国”,这叫“中华民国在台湾”或“中华民国是台湾”或“中华民国台湾”;蜕变的第二层政治皮肤将是蔡英文于第二任期内进一步在“去中国化”的道路上沿着“法理台独”要走的路程,因为蔡英文已经明确宣称:“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